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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87 年制定宪法时，美国刚刚通过独立战争获得了国家的独立，因此，军事在宪法中得到了高度的重视。

他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宪法究竟是规范什么的，应当在哪些领域适用以及如何适用，这些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中尚缺乏深入的讨论和清晰的认识。

1982年宪法结束国家领导人特别是最高领导人职务的终身制，是中国政治体制的历史性和根本性的变革，其积极作用和进步意义怎么强调都不为过。[1]所谓面貌一新，就是要体现一种改革的精神。[24]而邓小平发展生产力的根本思想以及宪法的规定，又是与特定的历史背景相联系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的纠正，并不说明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已经有了全面、科学和成熟的认识。[36]有人可能会提出，这样的表决结果不正是反映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共同意志吗？当然是。[35]而彭真担任宪法修改委员会第二任秘书长后，不仅领导转变了宪法讨论的方向与内容，还亲自斟酌草拟了宪法的序言，并对许多事项的确定和条文的起草发挥了主导作用。

但另一方面，又不能把发挥宪法作用的希望都寄托于宪法监督，认为没有宪法监督或者宪法监督不能有效运转，宪法就不能真正实施。宪法中这一节是小平同志亲自拟定的。[40]同上注，第382页 [41]赤桦、李欣：新中国60年国防战略的历史演变，载《军事历史》，2009年第5期。

[23]参见吴瑞林：镇守南疆——将军回忆录》，广州出版社2000年版。[7]而苏联革命虽然承担了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尝试，但由于沙皇俄国已经所具备的经济、文化和制度基础，也无需在中国这样的规模和深度上展开国家转型，同样由于沙俄已有的军事实力，也没有中国如此紧迫的国家安全要求。故而《法篇》一开始，克里特人便告诉雅典人：一切都是从战争出发来考虑的，至少在我看来我们的立法者是以战争作为其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因为只有战争的胜利才有真正的意义，与之相比，一切财产与法律都不足道。这个背景是基于中国的具体国情形成的。

[25]《叶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642页。[42]由于敌人处处可来，过去的北顶南放也不再适用。

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这样一种混乱的状态下，也并未真正放松一切控制，进入天下大乱的状态。1982年宪法除了原则性规定地方各级政权机关有较大的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事务的职权以外，还特别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和国家宪法、法律、政策、法令、政令不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订和颁布地方性法规。但对于一个具体地区而言，一旦成为这样一个区域，其损失无疑相当惨重，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在战争时期，可以将法律的存在忽略不计。

这些项目对于加强国防和促进区域发展平衡有着重要价值，但大多强调了备战需要而忽视经济效益，导致了很高的成本，既不符合经济规律，对于地方利益也有很大影响。对于新中国而言，本处于百废待兴的状况，如果说战争的威胁并不遥远，随时有可能面临大规模的战争，那么对于那些将要放弃的区域，战前的建设与投资就不仅成了沉没成本，甚至还可能反倒是为敌人提供了帮助。而且，这个国家必须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形式，以法律上的主权而非文化作为其权威的来源。但如果从行动中的法来看，从真实的事件而不是文本和话语来关注历史语境中那些国家权力的关键安排与运作，也就是将那些解决这个社会中最重要的具体问题的制度实践理解为实在的宪法 [69]，那么军事背景就从未缺席过，因为战争问题是任何社会中都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37]刘继贤：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运用和发展，载《军事历史研究》，1991年第3期。[21]参见胡书东：《经济发展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中国财政制度变迁研究》，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版，第66-70页。

正是基于这一点，在美国草创之际，联邦党人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国家安全问题，在一个明智而自由的人民认为必须注意的许多事物当中，为自己提供安全看来是首要的事情……既要保证防御外国军队和势力的威胁，也要保证防御由于国内原因而出现的同样威胁，将在一个有效率的全国政府领导下，一个和谐的联邦能为他们提供可以想象的对付外来战争的最好保证作为论证联邦必要性的第一个论点。更为重要的是，1984年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修订中共中央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的通知》，将中央所直接控制的官员限制为省级，从下管两级变为下管一级，扩大了地方的人事权力。

[51]参见谢?帕?伊万诺夫主编：《战争初期》，军事科学院1978年版。[10]《彭德怀传》编写组：《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535页。革命之后所要建立的民族国家，不可能建设在传统的社会基础之上，而必须有全新的社会基础。[17] 积极防御的国防战略方针，意味着在战争初期不是寸土必争、固守一城一地，而是有所守有所不守，以空间换时间，待敌军深入之后再聚集消灭。这样的战略方针，如果没有中央对地方的绝对控制，基本上是不可能操作的。立足于敌人来自四面八方的大打准备，诱敌深入比起此前的北顶南放有更为大胆的取舍和牺牲。

而对于一个新生的国家而言，这一点就变得尤为重要，因为新生的国家意味着尚未通过成熟的科层制将权力贯彻到每一个角落之中，而合法性的来源也显得脆弱，因而稍有不慎便可能在战争中倾覆，一个成熟国家尚有在败战之后东山再起的机会，新生国家则可能一次失败便是永恒的失败。[71]但这并非与地方完全无关，中央政府的军事战略，也需要地方政府的配合才能够得到更好的实施。

这样的问题是国情的产物，在49年之前的中国多次战争中都一直存在并得到显现，不仅仅是共产党人所要面对的。更重要的是，国家安全形势有所改变。

他进来了，我看比较有利，不仅有理，而且有利，好打，使他陷在人民包围中间。[65]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213页。

御敌于国门之外，我从来就说不是好办法。黄河以北呢，王明建立政府，长江以南呢，蒋介石回来。[62]由此可以发现，军事战略的转型与政治转型有其相互配合、相互支持的关联，如果没有安全形势的改善和战略方针的调整，改革开放未必如同我们所看到的这样一种方式展开。[63]   四、结语 任何国家都希望并且必须赢得战争，因此一个国家所面临的战争威胁与战争形态，会作为一个重要的背景影响到这个国家的政制安排。

  二、积极防御与中央集权：新中国国防战略与宪政安排的关联 （一）战争威胁之下的积极防御战略 新中国的成立，是枪杆子里出政权，是上溯自一八四零年起百余年艰难历程的结果，是经历二十八年血与火的考验的产物。[30]又例如1948年6月，华东野战军攻克当时的河南省会开封之后，正逢国大在南京召开，河南籍国大代表的政治压力，迫使立法院召开会议检讨河南战局，并使得蒋介石承诺五天之内收复开封，被迫改变战略部署，在时机不利的情况下反攻开封，结果是更大的惨败。

[69]对于这样一种方法论，参见苏力：当代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分权——重读《论十大关系》，《中国社会科学》，2004.2。文革期间，叶剑英、粟裕等人就都深刻的感受到了这一点，在文革结束之后，特别是破除了两个凡是之后，中国军队高层开始反思最适合国情的战略方针。

[60]《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73页。[19]而缺乏这种重要价值的地区，则更可能被当作分量不足的棋子，用于丢卒保车。

参见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5-19页。由于可以背靠沙发面朝东，不用两线受敌，因此战争威胁还不是迫在眉睫。宪法自然有其制约公权力的一面，但决不是自杀契约 [2]，而是要力图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国家，国家中的权力分割和制约，要能够有利于这个国家应对国内外的各种挑战和危机，当然也一定要能够应对战争这一最严峻的挑战。1979年实施了对越自卫反击战，而苏联并未支持其盟友越南，采取南北夹击态势，表明苏联没有决心和能力对中国实施大规模入侵。

Also see, J.R.Pole (ed.), American Constitution For and Agains: The Federalist and Anti-federalist Papers, New York:Hill and Wang, 1987. [8] E.B.波特：《尼米兹》，蒋恺译，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491页。1月28日中央军委又颁布了八条命令，严格控制了军队参与文革的形式和程度，要求军队坚持职守、不得串联、冲击，野战部队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正面教育的方针，以利于加强战备。

[52]面对这样的敌人，事实上诱敌深入已经无处可诱。[24]同样的问题在福建也是如此，飞机损坏，大炮损坏，汽车、仪器损坏了，在福建就没有办法修复。

转型的核心是现代化，简而言之，是经济上由小农经济转向工商经济，政治上从传统的文化共同体转向政治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文化上从农业社会的人文主导的文化转向城市社会的科学主导的文化，社会结构上从同质化的熟人社会中的机械性社会团结转向异质化的陌生人社会中的有机社会团结。[15]毛泽东：关于不要到处修工事给张云逸等的电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85页。